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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天津、北京、深圳三地提出要打造中国私募股权基金（PE）中心之后，以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为己任的上海最近公开表示，欲成为股权投资企业聚集的中心城市。
为吸引包括PE以及创业投资基金（VC）、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俗称“阳光证券私募”）在内的各类私募基金来沪安家，上海出台了相关优惠政策，包括给各类股权投资企业来沪提供注册绿色通道、税收优惠以及给予从事股权投资高管人员及其家属在就医、就学方面的各种便利条件，显示了上海请进“门口的野蛮人”的决心与诚意。
但一些中外著名PE管理人却不约而同地认为，京津沪在吸引PE方面的政策，大都处于技术层面的“小恩小惠”，具有浓厚的传统招商引资的路子。而在PE的投融资文化建设、法律环境与国际接轨这些关键的软环境方面，各地的建设性意见和突破性政策明显不够。
财富增长、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调整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为PE在我国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以PE为首的股权投资是资产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谁能够率先成为PE的聚集地，谁就能够在未来金融中心地位中增加一个强有力的砝码。
一帮中国人管理着巨额外资PE纵横国内市场，是当前我国私募股权基金行业的一大特色。这些外资PE大都注册在美国、香港、新加坡等地，因为这些地区有着更加完善的法律体系、监管制度，还有着能够吸引人才的税收政策和良好的人文环境。
一个城市要成为PE中心，在业内专家看来最为重要的是必须拥有与国际接轨的法制环境、开放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健全的金融基础设施、对国际金融人才的吸引力等要素。而对于处于起步阶段的国内PE行业而言，要完成这些要素的国际接轨尚需时日。
《公司法》、《证券法》、《合伙企业法》修订后，PE在我国按照有限合伙企业形式的设立与运作有了法律保障，特别是天津滨海新区作为试点，在设立人民币PE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展，正在探索人民币基金建立国际通行的基金治理结构。
产权市场不断壮大、A股进入全流通时代以及创业板即将设立，使退出问题不再成为困扰国内PE的头号难题，但融资仍是一个令那些打算成立人民币PE的投资家们颇为头疼的问题。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国内潜在的LP（limited partner，指只出钱不参与管理的合伙人）有着强烈的GP（general partner，指负责投资管理的合伙人）情结，希望亲自操刀参与项目的投资决策；另一方面国内的LP普遍存在短期暴富心态，冀望投资在一两年内就能开花结果。
有关PE管理人建议政府拿出部分资金，比如养老金和企业年金这些长期资金，跟国际投资者合作，组成中外合资的私募股权基金，这样可以一举两得：一是解决了PE在国内募集资金难问题；二是可以利用外资基金在发展过程中培育的一批既了解国际操作惯例又熟悉中国国情的优秀投资经理。此前，社保基金入股鼎晖即是这种思路的体现。
在建议政府不断提供各种“软硬件”的同时，去年投身股权投资的田溯宁提醒同业，中外PE应该时刻反思如何与中国国情的融合问题。PE应该把自己定位为中国产业改造升级的推手，中国公司治理结构改善的重要外部力量，千万不能把自己完全定位为十足的“门口的野蛮人”。如果过分追求经济利益，很可能引起官方和民间的不满，后果必然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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